编者按：本文是文汇报国际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“中东欧田野志”专栏的第二篇。本文作者主修罗马尼亚语，现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。在她的眼中，保加利亚是诸多文化叠层中的美丽缩影，不同帝国、不同宗教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，在首都索非亚的街巷间交替演绎。不妨跟随作者的文字和镜头，品读索菲亚的城市故事。
班亚巴什清真寺与塞尔迪卡古城遗址遥相呼应。
提起东欧，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单调破败的公寓楼，抑或是一种尚未从历史重量中完全缓过神来的静默。然而，当你真正踏上保加利亚的土地，就会发现她的美丽故事就写在索非亚的一个路口。
文明融合的路口
第一次经过这个路口是在迷路的途中，我最初的目标是寻找一座东正教教堂，然而过程却并不简单。
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红褐色的圆形砖砌建筑，穹顶低矮。最特殊的是它被整齐的欧式建筑包围。这并非我最初想寻找的，而是建于公元四世纪的圣乔治教堂（Church of Saint George）。它的前身是古罗马时期的圆形浴室，后被改建为东正教教堂，如今又被总统府与政府大楼包围，形成一种特殊的建筑搭配。
圣乔治教堂.
离开这里穿过马路，另一个时代出现在脚下。古罗马街道的石板、城墙的断面、浴场和排水沟渠一一呈现，就这样嵌在地铁站入口和现代人行道之间，露天陈列。这是塞尔迪卡古城遗址（Ancient Serdica Archaeological Complex）。索非亚在古罗马时期的旧名即为塞尔迪卡“Serdica”，已有两千年历史。
继续向前，一座奥斯曼时期留下的清真寺又突然闯入视线——班亚巴什清真寺（Banya Bashi Mosque）的宣礼塔矗立在街道之间。
更难让人忽视的，是路口中央那尊带有浓厚苏俄美学风格的女性雕像。那是索非亚女神像（Statue of Sofia）。
索非亚女神像。
绕了许久之后，我终于抵达了最初想要寻找的圣内德利亚教堂（Saint Nedelya Church）。相比与保加利亚相邻的国家罗马尼亚，保加利亚东正教教堂内部色调明显更深。深棕色木质结构、昏暗灯光、密集排列的圣像画，共同营造出一种近乎修道院般的肃穆感。而罗马尼亚东正教堂则更偏爱金色与穹顶壁画。相似的宗教传统，在不同巴尔干国家中生长出不同气质。
这段不断变换的区域，正是索非亚的“宽容广场” （Square of Tolerance）。除了东正教教堂、清真寺、古罗马遗址与女神像之外，几步之外，还坐落着巴尔干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之一，索非亚会堂（Sofia Synagogue），以及天主教圣若瑟主教座堂（Catholic Cathedral of St Joseph）。
东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。古罗马、奥斯曼、苏联与现代欧洲。几种原本属于不同帝国、不同宗教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，被压缩进索非亚市中心几个相邻的街口之间。这只是索非亚诸多文化叠层中的一个缩影。
智慧包容的城市
如果城市有性别，索非亚大概是一位女性，而且并不年轻。她沉静、复杂，带着漫长时间沉淀下来的痕迹。正如保加利亚人所说：“Sofia for the city. Sofia for the lady.” （“索非亚”是城市的名字，也是她的名字）。
索非亚（Sofia）在希腊语中意为“智慧” ，而不远处的里拉（Rila） ，名称可能与“水/湿润山地”相关。一座以智慧和水为名的土地，似乎天然具有某种包罗万象的能力。
最早在此定居的是色雷斯人（Thracians），他们在巴尔干高原生活了数千年，留下神秘的墓葬与金器。公元前4世纪，马其顿王国扩张，希腊化世界的文化随之进入这片土地。随后罗马人到来，将其命名为塞尔迪卡，并修建浴场、道路与公共建筑，把这里纳入帝国的交通网络之中。再后来，拜占庭帝国接管了这片区域，东正教逐渐成为精神结构的一部分。
在保加利亚国家考古博物馆参观时，我曾看到一块展板，前半部分讲述文字体系的出现，而紧接着陈列的则是14世纪宗教传播相关的内容。其中一块石板来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（12-14世纪）的西里尔文石刻。这类石刻是中世纪保加利亚最重要的文字遗存，以特尔诺沃（Veliko Tarnovo）为中心，分布于今保加利亚、北马其顿、塞尔维亚等地，所用语言多为古教会斯拉夫语，字体则属于早期西里尔字母。石板上的文字见证了帝国政治、宗教与文化的兴盛。文字与宗教在同一历史语境中并置并非偶然。这表明宗教不仅塑造人的信仰，也深度参与了文明的生产与传播。
第二保加利亚帝国时期（12—14世纪）的西里尔文石刻
在索非亚及其周边地区，宗教也成为城市文化构成的重要力量。从以中世纪壁画闻名的博亚纳教堂（Boyana Church），到位于城市中心、宏伟庄严的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大教堂（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）。宗教建筑以极高的密度嵌入城市空间，持续塑造着这座城市的视觉与精神景观。
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大教堂。
同时，这种宗教影响也延伸至民间信仰与地方叙事之中。例如，在距离索非亚不远的圣伊万·里斯基（Saint Ivan Riski）洞穴。那条狭窄的通道被当地人称为“无罪者之洞” ，根据传说，只有心灵纯净的人才能顺利通过这一空间。自然地貌也在此被赋予了道德与信仰的象征意义。
如果说建筑保存的是文明的外壳，那么食物保存的，则是历史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痕迹。我的保加利亚同学介绍：“我们的传统菜大多属于巴尔干风味，所以你在周边很多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食物。”卷心菜肉卷（sarmi）、千层茄盒（moussaka）、豆类与扁豆炖煮。这些菜在罗马尼亚的餐桌上同样常见。在气候与生活方式上，这甚至让我联想到中国东北。同样强调耐寒、饱腹与慢炖，食材以谷物、豆类与腌制或发酵为主。
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影响同样以细微的方式嵌入保加利亚的饮食中，例如爱兰酸奶（Ayran）。保加利亚本身拥有以“保加利亚乳杆菌”命名的酸奶文化，这让爱兰酸奶的到来几乎是水到渠成。时至今日，在炎热夏日或搭配烤肉时，它仍然是极为常见的解腻饮品。
被视为保加利亚国民象征之一的保加利亚沙拉（Shopska salad），实际上并非古老传统菜肴。它诞生于社会主义时期，由国家旅游公司巴尔干旅游（Balkantourist）为向外国游客展示标准化的保加利亚饮食形象而推广。由西红柿、黄瓜、青椒与擦碎的白色乳酪构成的组合清爽直观，并且迅速进入本地日常饮食体系。
今天的索非亚则呈现出另一种更轻盈的饮食面貌。我一下飞机，最先看到的便是醒目的招牌“Welcome to Happy Bulgaria”（欢迎来到快乐的保加利亚）。这家融合了汉堡、意面与地中海风味的本土连锁餐厅，甚至已成为“小红书”上被广泛传播的打卡地。而迎接我的这座机场，是以瓦西尔·列夫斯基（Vasil Levski）命名，他是领导19世纪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家。民族英雄与快乐汉堡，在同一个入口相遇却不违和。
索非亚瓦西尔·列夫斯基机场（Vasil Levski Sofia Airport）。
从酸菜肉卷到爱兰酸奶，从保加利亚沙拉到快乐汉堡，一张餐桌浓缩至少四段文明。巴尔干共同体的底色、奥斯曼帝国的影响、社会主义的记忆，以及全球化时代的自我重塑，正与索非亚路口的复合建筑空间彼此呼应。
索非亚女神的凝视
在“宽容广场”路口中央的索非亚女神像并非一直站在那里。2000年，一尊手持月桂枝与猫头鹰的女性雕像才出现。她仰望天空，面对着整座城市。
抵达索非亚的第一天傍晚，我在市中心广场漫步。人流穿行之间，忽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旋律——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街头演奏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保加利亚老人。
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交往由来已久。两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，共用西里尔字母，同属东正教传统。十九世纪俄土战争中，俄国在保加利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。二战后，保加利亚处于东方阵营之中。苏联解体之后，这段历史并未被彻底切断。
索非亚市区内的圣尼古拉斯俄罗斯教堂。
政治符号虽然更替，语言，音乐，建筑仍在日常生活中留有痕迹。
新的秩序给东欧国家带来更多开放与流动，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。小国生存，从来不易。在伦敦，我发现一盒草莓的产地是西班牙。顺着产地标签往回想，一幅跨越欧洲的流动图景浮现出来。每年采摘季，大量罗马尼亚劳工前往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德国，在他人的土地上采摘果实。而这些劳动的成果，最终出现在西欧超市的货架上，比如成为了英国人餐桌上的日常。由此，罗马尼亚的外出务工人员还得到一个名字——“草莓工”（căpșunari）。这条跨国经济链条运转顺畅却未必公平。对于一些家庭而言，跨国务工意味着长期分离。疫情期间，这些跨境流动者一度被视为“移动风险”，在边境政策中遭遇限制。他们的处境也往往不处于公共讨论的中心，人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更宏观的资金问题。比如，围绕欧盟资金与使用的争议总成为议会政治震荡的原因之一，进而导致政党间的制衡与对抗。这种不稳定也进一步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。
这种结构性差异并非罗马尼亚独有，而是在东欧多国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，并且转化为公民的政治情绪与投票行为。在索非亚的一处公交站，一位会说英语的保加利亚老人听到我是政治学学生之后笑着说：“你来保加利亚学政治？那你来对地方了。这里的政治是一个巨大的‘麻烦’。”他说话时不断用手比划，像是在丈量那团“麻烦”的体积。
在更宏观的叙述中，政治立场常被简化为“亲欧”或“亲俄”的选择。但是在日常生活里，选民从来都不是同质化的群体。匈牙利的一位选民说：“这几年生活没改善，我想换一种选择。”一位在英国的罗马尼亚人说：“我家乡的人待我不好，所以我要投给极右翼政党。”而一位罗马尼亚年轻人简单回应：“我已经不碰政治了。无聊、腐败、没有意义。”
那天在索非亚街头，这些结构性问题并未以理论形式出现，而是以音乐、手势、抱怨与沉默同时存在。站在路口的索非亚女神就静静凝视着这座城市及其变化中的一切。
玫瑰与语言的延续
保加利亚的美丽也体现在其声名远扬的玫瑰故事之中。
在奥斯曼统治时期，帝国官员将用于提炼精油的“油玫瑰”引入当地，并要求农民改种，部分葡萄园因此被替换。起初这一变化引发不满，但随着玫瑰精油价格上涨，最终甚至超过黄金。适宜的气候与土壤，使玫瑰谷逐渐成为重要产区。每年五月底到六月中旬，玫瑰谷进入采收季。人们在清晨露水未干时出门采摘，并以节日和歌舞的方式延续这一传统。
在维托沙大道（Vitosha Boulevard）北端连接的圣内德利亚广场（St. Nedelya Square）上，正在举办的春日市集就如玫瑰谷采收季一般热闹。傍晚的广场上，人们摆摊、舞蹈、歌唱，孩子在喷泉旁奔跑。这座初看略显沉郁的城市，此刻呈现出蓬勃生机。
圣内德利亚广场的春日市集。
离开索非亚的前一天，我在保加利亚国家民族志博物馆遇到一位老人。他用磕绊的英语，激动地讲起自己年轻时学中文的经历。他学了字，学到了部首，不停地在手心里比划给我看。后来他的中文老师去世，课程中断。他不再学习中文，出海谋生。语言在他那里像一条未完成的线，被人生的迁移切断，又悬置多年。
后来，我从新保加利亚大学的学生那里得知，如今索非亚大学仍开设中文课程。那些未完成的笔画，在另一代学生的课堂上被重新接续。
保加利亚的历史并非以断裂为特征，而更像一段不停续写的文本。玫瑰从命令中生长出来，语言从中断中被重新拾起。
结语
那天离开索非亚时，我又回到最初的那个路口，通过塞尔迪卡站乘坐地铁M4线前往机场。索非亚女神仍然站在那里仰望天空。四周是东正教教堂、天主教教堂、清真寺、古罗马遗址，还有现代街道。人们穿行其间，像穿过一层层被叠放的时间，欣赏着城市的包容与新生。
（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，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博士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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